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毡房里的墨香

时间:2026-04-06     作者:古丽娜·卡克尔曼【原创】   阅读


古丽娜·卡克尔曼


草原上的风,吹过四季,吹绿了草,吹白了雪,却怎么也吹不散我外婆手里那本书的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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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今年八十岁了,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镜腿儿用白线缠过好几道,断过,又接上了。她常坐在毡房门口那把旧藤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一坐就是大半天。阳光照在她皱纹密布的脸上,照在她微微颤动的嘴唇上——她不是在打盹,是在读,一字一句地读,读到精彩处,还要抬起头来,把那段话念给我们听。


“你们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段,写得真好,你看那妖精变化的……”


“阿帕(哈萨克语“奶奶”),你都读了多少遍了,还读?”我笑着打断她。


她摘下眼镜,认真地看着我:“读多少遍都不腻。每一次读,都能读出新的滋味来。”


她的书不多,就那么几本,却本本都被翻得起了毛边,书脊上的胶开了又粘,粘了又开。《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还有一本泛黄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集》。这几本书跟着她搬过三次家,从老毡房搬到新毡房,从牧业点搬到定居点,什么都可以丢,唯独这几本书,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这些书啊,比你们阿塔(爷爷)陪我的时间还长。”外婆摸着书皮,眼里有光。


有一回,电视里放《西游记》连续剧,我们看得正起劲,外婆忽然说:“这一段和书上写的不太一样。”我们都愣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看电视,居然还能跟原著对照着看?


“你读过《西游记》?”表弟惊讶地问。


“怎么没读过?”外婆瞥了他一眼,“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就读过了。那时候哪有什么电视?有一本书看,比过年还高兴。”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好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可我知道,她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夏天的草原,天蓝得透明,云白得发亮。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是县上来的工作队,说是慰问老党员。我妈在毡房里忙着煮奶茶,铜壶里的奶子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满屋子都是奶香。外婆坐在毡房门口的藤椅上,手里捧着那本《西游记》,正读到兴头上,头都没抬。


车停在不远处,几个人下了车,拎着米面油朝毡房走来。我妈赶紧迎出去,外婆这才抬起头,合上书,扶着椅子把手慢慢站起来。


“老人家,您好啊!我们是县上来的,代表组织看望您来了。”带队的干部四十出头,黑红脸膛,说话带着浓重的哈萨克口音,一看就是在牧区长大的汉族干部,哈萨克话说得比汉语还地道。


外婆笑着招呼他们坐下。我妈端上热腾腾的奶茶,摆上包尔萨克和酥油。


寒暄过后,那位干部注意到外婆手边的书,拿起来翻了翻,眼睛亮了:“老人家,您这书都翻成这样了,读了多久了?”


“几十年了,”外婆说,“书皮都换了三回了。”


干部看了看书,又看了看外婆,语气里带着几分好奇和敬意:“奶奶,您读的书不少啊。您每天读书,是打发时间,还是——”


他的话没说完,但意思我们都懂。在很多人眼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读书,大概就是消磨时光罢了。


外婆没有立刻回答。她端起奶茶喝了一口,慢慢放下碗,目光投向远处的草原,好像在看着很久以前的什么东西。


“打发时间?”她轻轻笑了一下,“孩子,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可打发?那时候我们女人跟男人一样,天不亮就下地,种麦子、收庄稼、打草、喂牲口,哪一样活少干过?谁干得多,谁拿的工分多,一家人就靠这个吃饭。白天在地里弯着腰干一天,晚上回来腰都直不起来,还要给孩子做饭、洗衣服。”


她顿了顿,伸手摩挲着那本书的封面。


“可再苦再累,晚上躺下来,总要给孩子读一段书。那时候买一本书太难了,公社的图书室就那么几本书,我们排着队借,一本《西游记》全公社的人轮着看,轮到你了,恨不得一夜不睡把它读完。拿回来的时候包上书皮,翻的时候不敢用力,生怕弄坏了,下一次人家不借给你了。”


“那时候啊,”外婆的声音轻了下去,“没有的东西,才最珍贵。”


那位干部没说话,静静地看着她。


“我记得有一次,”外婆的眼睛亮了起来,“公社来了一个放映队,放的是无声电影,黑白的,字幕是用手写的。就那样,全公社的人都跑来了,坐了一地。我们看完回来,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下地干活的时候还在说——昨天我们读了那本书,又看了电影,你说多好?现在想想,不就是一场黑白无声电影吗?可那时候,高兴得不行。”


她的笑声里没有苦涩,只有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温暖和满足。可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听着,我的眼眶就热了。


“我手里就这么几本书,”外婆低头看着那几本旧书,“上次孙子从县上回来,给我带了一本新的,我这几天一直在读。读着读着,有时候就在轮椅上睡着了,书还摊在膝盖上。醒来接着读,有时候一页读了好几遍都不记得读了什么,那就再读一遍。”


外婆说着,拿起那本《西游记》,翻到某一页,念了起来。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带着哈萨克语特有的韵律感,把那一段唐僧师徒过火焰山的故事念得活灵活现。念到孙悟空借芭蕉扇那段,她模仿着孙悟空的语气,连表情都变了,惹得大家都笑了。


那位干部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转头看了看同行的几个人,又转回来看着外婆,声音有些发紧:


“奶奶,您是好样的。”他竖起大拇指,“读书好,好,亚克西!”


他站起身,从随行的包里取出一个红色封皮的书,双手递到外婆面前:“奶奶,这次我们也给您带来了一本书——《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哈萨克语版本。您可以学习学习,看看咱们国家最近这些年发生的新变化,新时代的新气象。”


外婆接过那本书,手指轻轻抚摸着红色的封面。那本书是新的,棱角分明,还带着油墨的清香。她把它贴在胸口,笑了,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


“好,好,我读,我读。”她翻开封皮,眯着眼睛看了看目录,又抬起头来,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意,“你们城里来的干部,给我们带这么好的东西,谢谢,谢谢你们。”


那位干部握住外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我妈在一旁小声说:“她这辈子不容易,外爷爷走得早……”


干部看向外婆,问起她年轻时候的事。外婆摆了摆手,说那些事不提也罢。可聊着聊着,话头就开了,像夏天的河水一样,止不住地往外淌。


外婆十八岁就结了婚。那时候,外爷爷是个爱读书的年轻人,每天夜里就着一盏油灯看书,看到半夜都不肯合眼。他的眼睛不太好,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毛病——油灯太暗,书上的字又太小,他贴着书页看,一看就是一整夜。


“他家里穷,”外婆说,“阿塔阿帕(爸爸妈妈)走得早,他七岁就开始带弟弟妹妹,给他们做饭、洗衣服,自己还是个娃娃,就要当大人了。”


后来有一天,村里来了人,送来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外爷爷考上了大学,全家人高兴得跟过节似的。可他一个人坐在屋后的草垛旁,摸着那张通知书,哭了一整夜。


“他怎么不去上?”那位干部问。


外婆沉默了很久。风从毡房门口灌进来,吹动了桌上那本红皮书的书页。


“他弟弟妹妹才八岁,”外婆的声音很低,“他走了,谁来管他们?七岁就没了爹妈,是他一手带大的。他把那张通知书摸了又摸,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上面,最后还是放下了。”


“和他同一批考上的人,都去上了大学,现在一个个都退休了,拿的是退休工资。他呢?一辈子在村里当会计,白天记账,晚上下地,干的活不比任何人少,拿的钱却比谁都少。”


外婆抬起头,看着那位干部,声音忽然硬朗起来:“可我跟你说,他虽然没上过大学,可他读的书,比谁都多。读书人,你不用看他读了多少本,你就跟他聊,聊上几句你就知道了——他说出来的话,他的想法,他的那个脑子,转得比谁都快。”


那位干部听到这里,眼眶红了。他低下头,用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


“奶奶,”他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抖,“您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您心里装着的不只是自己那点事。您有这股子读书的精神,就是在帮下一代人做榜样。您没走出过这片草原,可您每次听新闻、看书,您看到的是整个世界。”


他停了一下,郑重地说:“奶奶,您说得对——读书,最养人。”


毡房里安静了好一会儿。只有炉子上的奶茶还在咕嘟咕嘟地响,奶香弥漫在空气里。


“以后我们来您家,”那位干部握着外婆的手,“多给您带几本书。您想看什么,跟我们说,我们给您送来。”


外婆连连点头,把那本红皮书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宝贝。


窗外的风吹过草原,夕阳把毡房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外婆坐在门口,戴着老花镜,翻开那本红色的新书,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落在那本书红色的封皮上,像镀了一层金。


如今,我们这些孙辈都上班了,书架上堆了很多书,却总说没时间看。有时候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在轮椅上都能读进去,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没时间?


如果能像外婆那样,在忙碌了一天后,还能静下心来翻开一本书,该多好。


书,真的最养人。它养的是一个人的骨头,是脊梁,是那种无论日子多苦、多难,都能挺直了腰杆活下去的底气。


那位汉族干部对外婆说的“亚克西”,和外婆捧着红皮书时眼里的光,是一样的——那是一种跨越了民族、跨越了年龄的东西,是对知识的敬畏,是对一个爱读书的人的尊重。


而这份尊重,在这个草原深处的毡房里,在一个八十岁哈萨克族老人的书页间,静静地,却滚烫地,传递了下去。


编辑:蒋国辉

主编:曹道伟

审核:程   进

值班:任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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