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杂志创刊号专访《擎起父辈的旗帜》一文的多维价值与时代使命

徐勇

引言：时代需求下的精神回应与《雷锋》杂志的开篇宣言

2015年7月24日，一本名为《雷锋》的期刊在北京正式创刊，这不仅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件独特而重大的事件，更是在当时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一个时代命题所作出的深刻回应。作为中国第一本全国公开发行、专门传播雷锋精神的专业杂志，其诞生标志着学雷锋活动的宣传与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化的发展阶段。

杂志创刊号上刊载一篇专访文章《擎起父辈的旗帜》，访谈对象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雷锋》杂志编委会主任李东东。访谈者则是雷锋杂志主要创办人之一，时任雷锋杂志副主编。以上三个要件的聚合，凸显此文不仅是杂志的开篇之作，更是其精神内核与办刊方向的集中体现。它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政治化的号召与个人化的情感记忆相结合，成功地为一本承载着宏大使命的官方期刊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超越了单纯的信息载体，成为了一个能够引发情感共鸣与思想共鸣的精神文化平台。

一、2015年《雷锋》创刊背景：回应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

《雷锋》杂志的创办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2015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与媒体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之中。这一年，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复杂的思想文化环境，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官方话语与民间声音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一方面，以博客、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迅速崛起，凭借其即时性、互动性和传播广度，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改变了公众获取信息的习惯。另一方面，社会上关于历史人物和英雄模范的讨论也日益多元化，其中一些对雷锋事迹真实性的质疑，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与讨论，这被《雷锋》杂志的创办者视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动因。这种“否定雷锋”的声音如果蔓延，将导致人民在道德选择上“无所适从”，这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社会主流思想的稳定。

在此背景下，创办一本权威、专业的期刊显得尤为必要。李东东在专访中阐述了创办《雷锋》杂志的初衷，即为了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学雷锋活动如何实现常态化、生活化、日常化？”她强调，仅靠口号和活动难以维持长期的社会影响，必须要有理论支撑、组织设计和制度保障。因此，《雷锋》杂志被赋予了多重战略使命：它不仅是弘扬雷锋精神的“主渠道、主阵地”，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学习平台。其创办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与支持，并由人民出版社主管，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等机构共同主办，体现了其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创刊号专访的特殊意义：奠定杂志的基调与灵魂

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背景下，《雷锋》杂志的创刊号显得格外关键。其刊载的专访文章《擎起父辈的旗帜》，不仅是一篇简单的开篇之作，更是一份具有纲领性质的“创刊宣言”，它以独特而深刻的方式，为这本新生期刊奠定了政治基调与精神灵魂。

该专访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其叙事视角上。文章以李东东个人的回忆和情感为切入点，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了其父亲——原《人民日报》社长李庄。李庄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对雷锋精神的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讲述李庄如何以严谨的态度为学雷锋活动“立个规矩”，如何将雷锋精神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文章巧妙地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家庭传承与社会使命连接在一起。这种以“父辈的旗帜”为象征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将一个严肃的政治议题，转化为一个关于传承、坚守与奉献的温暖故事，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与说服力。

其次，该专访明确了杂志的办刊宗旨与核心理念。文章清晰地表达了杂志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办刊方向，深入阐释、大力弘扬雷锋精神，讲述新时代雷锋故事，褒扬学雷锋道德模范，交流学雷锋成果和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编辑部要成为“引领雷锋文化的航标、整合雷锋资源的瑰宝、播撒雷锋种子的基地”的办刊理念。这为《雷锋》杂志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使其定位超越了传统的思想宣传品，旨在打造一个集理论研究、文化传播与实践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最后，这篇专访确立了杂志的情感内核与价值追求。李东东在文中反复强调，要让人民记住雷锋，要回答“一个普通战士的高贵品质为何能影响几代人”的根本问题。这表明，杂志的创办者们深刻认识到，弘扬雷锋精神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复述其生平，而在于挖掘其精神的当代价值。因此，《雷锋》杂志从创刊之初就致力于将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相结合，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精神动力。创刊号专访通过个人叙事与宏大主题的融合，成功地为这本期刊注入了情感温度与历史纵深，使其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时代精神、回应社会关切与引领价值方向的重要载体，其开篇奠定的基调与灵魂，也深刻地影响了杂志后续的内容生产与文化影响力。

二、刊名的深意：《雷锋》杂志命名的追求与象征

《雷锋》杂志的诞生，其刊名的选择便已注定成为一场深思熟虑的文化宣言。正如李东东在专访中所言，“刊名是期刊的第一项基本要素”，它不仅是读者识别刊物的“名片”，更是其精神内核与传播使命的集中体现。将一位普通士兵的名字置于一本全国公开发行的专业期刊之上，这背后蕴含着多重深刻考量。本章将从三个层面深入剖析该刊名的深意：首先，是其作为专业传播载体填补时代空白的现实追求；其次，是其承载并传承父辈新闻理想的象征意义；最后，是其回应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担当。这一命名决策，是《雷锋》杂志实现其社会价值与文化使命的基石。

1、填补专业传播载体的空白：构建学雷锋活动的系统化平台

《雷锋》杂志的创办，首要目的是填补中国在弘扬雷锋精神领域专业、权威传播载体的空白，这是其作为媒体产品的根本立足点。在2015年《雷锋》杂志创刊之前，全国性的学雷锋活动虽然广泛开展，但缺乏一个集理论阐释、经验交流、故事传播于一体的系统化、常态化的专业媒体平台。《雷锋》杂志被明确定位为“中国第一本在全国公开发行，传播雷锋精神的专业杂志”，其诞生标志着相关宣传工作从零散的、碎片化的活动报道，迈向了系统化、专业化的新阶段。

这一填补空白的战略意图，直接回应了当时社会上对雷锋精神的讨论现状。面对一些试图“否定雷锋”的声音，主流媒体必须挺身而出，用真实、严谨的报道来守护人民的精神家园，否则将导致人民在道德选择上“无所适从”。《雷锋》杂志的刊名选择，正是这一立场的鲜明体现。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向公众宣告：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被消解的符号，而是在捍卫一位真实存在的榜样。通过将“雷锋”二字置于封面，刊物旨在建立一个以雷锋精神为核心内容的权威信息源，为学雷锋活动提供理论支撑、组织设计与制度保障，从而有效抵制对雷锋精神的曲解与消解，巩固其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正向地位。

2、继承父辈精神遗产：从李庄的新闻理想到雷锋的文化精神

在填补专业传播载体空白这一现实追求之上，《雷锋》杂志的命名更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传承。对于李东东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媒体工作，更是一份与父亲李庄之间的“生命之约”。李庄作为《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其职业生涯本身就是一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缩影。他曾在“七七事变”后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新闻战线，以严谨的态度为学雷锋活动“立个规矩”，将一位普通战士的高贵品质传播开来，使之成为激励一代人的精神力量。

因此，为一本新杂志命名的过程，对李东东来说，是寻找与父亲新闻理想的连接点。经过多轮酝酿，最终从十几个备选刊名中选定“雷锋”，这不仅是基于其在公众中的高度认知度和号召力，更是一种对精神血脉的接续。杂志的刊名既是对父亲李庄等老一辈新闻人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纪念，也象征着新一代办刊人将继续用新闻的力量传播真善美。这种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家庭传承与国家使命的巧妙结合，使得《雷锋》杂志的命名超越了简单的品牌标识，成为了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李东东提出的办刊理念——“用雷锋精神办《雷锋》杂志”，深刻揭示了刊物与精神内核的内在统一性，这既是对其父辈新闻理想的致敬，也是将其精神遗产转化为当代媒体实践的郑重承诺。

3、回应时代命题：以雷锋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雷锋》杂志的命名，最终指向了一个更为宏大而深刻的时代命题——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中，以雷锋精神为内核，系统性地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基于对“雷锋”这一符号在当代社会独特地位的科学判断。官方委托的“弘扬雷锋精神公众态度调查”结果表明，“雷锋”已不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名字，而是演变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时代象征和精神符号。它代表着无私奉献、服务人民、爱岗敬业等普世价值，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生动体现。

在2015年的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复杂性，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雷锋》杂志被赋予了“弘扬雷锋精神、传播雷锋文化”的阵地功能，并被明确要求“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道德支撑。杂志的创办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能够影响几代人，正是因为他身上所体现的品质，天然地契合了社会的主流价值需求。选择“雷锋”作为刊名，本质上是在搭建一个能够将具体人物的感人事迹，升华为具有普适性和持久性的精神文化的平台。

这一命名追求与杂志的办刊方向紧密相连。李东东在专访中反复强调的“把雷锋写进历史，让人民记住雷锋”，以及“回答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共产党员，为什么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如此长久的崇高敬意”，都是在为构建一个系统的雷锋文化理论体系铺路。她提出，杂志要成为“引领雷锋文化的航标、整合雷锋资源的瑰宝、播撒雷锋种子的基地”，这清晰地表明，刊物的使命是深入挖掘雷锋精神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滋养国民精神的土壤。由此可见，《雷锋》杂志的刊名，是其回应时代挑战、承担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使命的战略选择，它旨在将一个“中国好人”的典型代表，转化为凝聚社会共识、传递时代正能量的超级文化IP，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一个鲜活、持久且不可替代的载体。

三、办刊方向的明确：在传承中构建时代精神坐标

《雷锋》杂志这一刊名所承载的深刻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座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精神的桥梁，更是一份庄严的时代承诺。这份承诺在创刊号专访《擎起父辈的旗帜》中得到了系统性的展开与阐释。李东东在访谈中，清晰地勾勒出《雷锋》杂志的办刊蓝图，其核心在于明确的办刊宗旨、坚定的传统继承以及宏大的指导思想。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杂志的“四梁八柱”，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文化产品，成为在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权威媒体。本章将深入剖析专访中所确立的这三大方向，揭示《雷锋》杂志如何在传承中寻求创新，以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

1、办刊宗旨：弘扬雷锋精神与培育时代新人的双轮驱动

《雷锋》杂志的根本宗旨，在专访中被表述为“弘扬雷锋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然而，这一宗旨并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与“培育时代新人”的时代命题紧密相连，形成了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李东东明确指出，创办杂志的初衷是为了解答一个深刻的问题：“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共产党员和战士，为什么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如此长久的崇高敬意？”。这表明杂志的定位并非简单地宣传雷锋事迹，而是致力于挖掘其精神内核，探索其跨越时空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雷锋》杂志规划了具体的实践路径。它被定位为弘扬雷锋精神的“主渠道、主阵地和主力军”，并提出要成为“引领雷锋文化的航标、整合雷锋资源的瑰宝、播撒雷锋种子的基地”。这些宏大的定位，具体落实在杂志的办刊实践上，即通过“讲述新时代雷锋故事，褒扬学雷锋道德模范，交流学雷锋成果和经验”，将抽象的精神转化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叙事。这种“把雷锋写进历史，让人民记住雷锋”的追求，旨在使雷锋精神从一个历史人物的符号，内化为全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宗旨的实现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杂志强调要“办一本有态度、有温度、有厚度的杂志”，这正是其回应时代挑战的创新之举。在2015年，面对社会上对历史人物真实性的质疑和道德滑坡的现实困境，杂志的创办者们深刻意识到，仅靠口号式宣传已难以奏效。因此，他们提出了“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做实、做活、做新、做深”的要求。这表明杂志的办刊宗旨不仅是“弘扬”，更是要“做实”，即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传播，将雷锋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使其在培育时代新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

2、传统继承：坚守党刊的政治性、权威性与人民性

要实现上述宗旨，杂志的创办者们深知必须选择一条坚实可靠的道路。这条道路，便是对老一辈党刊优良传统的坚守与传承。李东东在专访中明确表示，《雷锋》杂志作为纸媒，将“坚守党刊的政治性、权威性与人民性传统”。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媒体属性的深刻理解。它旨在通过继承这些核心特质，确保在弘扬雷锋精神这一重大任务中，能够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维护社会思想文化阵地的稳定。

首先，政治性是《雷锋》杂志立身之本。其创办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共和国将军的支持，顾问团队成员包括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这种高层级的指导，确保了杂志在政治立场上的正确性与坚定性，使其能够成为“主流声音”的代言人。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舆论环境下，这种政治定力尤为重要。总编辑陶克将军曾强调，如果社会上出现否定雷锋的言论，将导致人民在道德选择上“无所适从”。因此，《雷锋》杂志的政治性，正是其守护社会道德底线、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石。

其次，权威性是其公信力的保障。在李东东看来，《雷锋》杂志的权威性不仅来自其官方背景，更源于其内容生产的严谨性。她强调，杂志将继承和发扬《人民日报》等老一辈党刊“严谨、客观的报道风格”。这种风格要求杂志在传播雷锋文化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事实与系统的研究之上，而非流于表面的歌颂。为此，杂志组建了由“富有经验的专业编采人员、国内一流雷锋文化研究学者、最具影响的学雷锋团队实践力量”构成的编辑团队和公益平台。这种多元化的专业力量整合，确保了杂志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使其在海量的媒体信息中，能够凭借专业性与权威性赢得读者的信任。

最后，人民性是其传播的根基。杂志被赋予“传递温暖、凝聚共识”的媒体定位，这直接体现了其服务人民的宗旨。李东东将“人民”二字作为其父亲李庄新闻理想的关键词，而《雷锋》杂志正是这一理想的延续。它旨在搭建一个“大众平台”，让雷锋精神能够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人民性，使其避免了与读者产生距离感，能够以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式，将宏大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温暖力量，从而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动员。

3、指导思想：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的战略定位

《雷锋》杂志的办刊宗旨与传统继承，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专访中反复出现的“回答时代问题”“影响一个时代”等表述，清晰地表明这本杂志的创办，是国家层面的一项重要部署，其指导思想是为国家核心发展任务提供精神支撑。

这一战略定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2015年正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这一宏观背景下，《雷锋》杂志的创办被赋予了“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的使命。它深刻认识到，社会思想文化的稳定与提升，是国家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因此，杂志将自身的工作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全局中，其所有努力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这种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杂志必须承担起“守望社会良知的灯塔”之责任。在面对网络上甚嚣尘上的“否定雷锋”等错误言论时，杂志的创办者们展现出高度的政治警觉性与文化担当。他们认为，这种言论不仅是对一个个人的否定，更是对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的解构，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因此，《雷锋》杂志的创办，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它试图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中，用一本专业、权威的刊物，重新凝聚社会共识，守护人民的精神家园。

由此可见，《擎起父辈的旗帜》一文所确立的办刊方向，是高度政治化的。它将弘扬雷锋精神这一具体任务，与培育时代新人、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等宏观战略紧密相连。这种顶层设计确保了杂志从创刊之初就具备了服务大局的高度自觉，为其后续成为一本兼具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有责任的媒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专访的理论与学术价值：一篇创刊宣言的文献地位

《擎起父辈的旗帜》作为《雷锋》杂志创刊号的开篇之作，其价值远超一篇普通的媒体采访。它不仅为一本新生刊物设定了方向，更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扮演了一位前瞻性的理论建构者和学术探索者的角色。这篇专访深刻揭示了其创办者将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提升至理论与学术层面的战略思考，为这本杂志奠定了长远发展的基石，并确立了其在中国精神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地位。

1、 理论建构价值：推动雷锋精神从“好人好事”到“精神文化”的升华

专访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系统性地推动了雷锋精神的认知范式从具体的人物事迹向抽象的文化符号的升华。李东东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创办《雷锋》杂志的根本目的在于“回答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战士的高贵品质为何能影响几代人”的核心问题。这一追问本身就表明，杂志的创办者们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报道和宣传雷锋的“好人好事”，而是力求从更深层次的理论高度，解释雷锋精神的永恒价值与强大生命力。

为了实现这一理论建构，《雷锋》杂志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定位：不仅要“弘扬雷锋精神”，更要“传播雷锋文化”。这种定位的转变具有深远意义。它意味着杂志的创办者们认识到，仅靠对雷锋个人事迹的复述和对特定道德模范的表彰，难以实现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生活化、日常化”。因此，必须将雷锋精神与更广泛的文化现象进行关联，使之成为一种能够被社会不同群体认同、传承和内化的复合型文化形态。文章所引用的“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和“雷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等表述，正是这种理论升华的直接体现，它将个体的道德光辉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

在此基础上，专访提出了“雷锋文化”这一关键概念。它被界定为一种由雷锋事迹衍生出的，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在内的复合体，其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滋养。这一界定打破了雷锋精神仅限于精神层面的传统认知，将其拓展为一个涵盖社会多维度的完整文化体系。通过赋予雷锋精神以“文化”的属性，《雷锋》杂志成功地将其传播载体从单一的宣传品，升级为一个承载历史记忆与时代价值的“更厚实的载体”。这种理论建构旨在让雷锋精神的传播更具象化、系统化，从而在激烈的舆论场中，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一个稳固而鲜活的平台。

2、学术研究价值：为“雷锋文化学”研究提供早期的系统性思考

在成功完成雷锋精神的理论建构之后，《擎起父辈的旗帜》更进一步地，为这一新兴领域开辟了学术研究的先河，成为一门潜在新学科——“雷锋文化学”的早期倡议书和蓝图。

专访的前瞻性在于，它不仅提出了“雷锋文化”的概念，更明确了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必要性。李东东指出，创办杂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梳理经验、总结规律、探索科学的组织设计”提供平台。这与杂志编辑部在创刊初期提出的设想不谋而合，即探讨如何让雷锋精神成为一种文化，并计划设立“雷锋学”，将其研究视为“填补空白、开辟文化研究新领域”的行动。由此可见，《雷锋》杂志从创刊之初便已具备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旨在将学雷锋活动从零散的经验总结，提升至可供学界严谨探讨的学术研究对象。

这种学术探索的路径也得到了清晰的勾勒。杂志计划通过建立一支由专业编采人员、一流学者和实践力量组成的编辑团队，并依托其权威的纸媒公信力，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实践基础和严谨的学术环境。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传播与转化，杂志还规划开辟专栏，专门刊载“雷锋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条件成熟时进行结集出版，这使其不仅成为宣传阵地，更成为学术交流与成果发布的平台。

综上所述，这篇专访在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层面均展现出非凡的价值。它不仅为《雷锋》杂志确立了“文化载体”的身份，更前瞻性地规划了以“雷锋文化学”为核心的研究方向。这种从“精神”到“文化”，再到“学科”的系统性思考，使其在当代精神文化研究领域占据了一个开创性的文献地位。

五、专访的写作特点分析：情感共鸣与理性说服的艺术

《擎起父辈的旗帜》之所以能够在《雷锋》杂志创刊之际，成功地为这本承载着特殊使命的期刊奠定基调，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翟元斌与受访者李东东共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艺术。这种艺术并非生硬地将政治口号与理论阐述堆砌而成，而是巧妙地将“情感共鸣”与“理性说服”融为一体，使一篇严肃的创刊宣言兼具了温暖人心的亲和力与引领思想的权威性。本章将深入剖析该专访的叙事策略、语言风格与采访视角，揭示其如何通过“小故事”承载“大主题”，如何以厚重的历史感与时代的号召力打动受众，并最终如何通过个人记忆的叙事力量，使这份创办杂志的初衷与时代责任产生深刻的情感联结。

1、叙事策略：以“父辈的旗帜”为叙事主线，实现小故事与大主题的融合

文章最核心的叙事策略，是确立了一条贯穿全文的情感主线——“父辈的旗帜”。这一主线巧妙地将个人家庭史与国家文化史连接起来，实现了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融合。在创刊号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作者选择了一个极具个人色彩的切入点：“今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4周年纪念日，也是李庄老前辈诞辰97周年纪念日”。这一看似偶然的巧合，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即杂志的诞生恰逢其创办者之一李东东的父亲——著名新闻工作者李庄——诞辰纪念日，这自然引出了“父辈的旗帜”这一核心意象。

在这一主线的引领下，文章通过讲述李东东父亲李庄的新闻理想与实践，将创办《雷锋》杂志的初衷具体化。李东东回忆道，父亲李庄是1938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他将党的生日当作自己的生日，这本身就体现了其父辈对信仰的执着与融入血脉的使命感。作者进一步追问，这本杂志的创办是“你与父亲的生命之约”，还是“开创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新格局的责任使然”？李东东的回答将两者合二为一，她将父亲比作“旗帜”，并称自己创办杂志是“接续父辈的理想”。这种叙事手法将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即系统化、常态化地弘扬雷锋精神，转化为一个关于家庭传承与个人使命的故事。

这种“小故事”与“大主题”的融合，是一种高明的传播策略。它借鉴了新闻写作中“为大主题找到小切口”的技巧，即将抽象、宏大的精神宣传目标，落脚于具体、可感的人物命运与情感联结上。李庄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其名字本身就具有权威性与历史厚重感，而将其与“雷锋精神”的传播绑定，便赋予了《雷锋》杂志一个无可替代的起点。它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任务，而成为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血脉，是父辈用一生践行的信仰在新时代的延续。这种叙事方式有效避免了说教，让读者在倾听一个家族故事的同时，自然地理解并认同了杂志所承载的国家文化使命。

2、语言风格：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号召力

在叙事策略的成功铺垫之下，文章的语言风格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在历史的回声与时代的脉搏之间找到了精准的平衡点，从而构建起强大的说服力。文章的语言既非纯粹的学术化论述，也非空洞的口号，而是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时代号召力，成功塑造了《雷锋》杂志“有态度、有温度、有厚度”的品牌形象。

首先，文章的语言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来源于对李庄等新闻前辈生平的追忆，以及对“旗帜”、“生命之约”等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的运用。当李东东描述父亲在太行山参加革命、将党的生日当作自己生日的往事时，语言自然流露出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敬仰与缅怀，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作者还通过引用第三方视角，如环球舆情调查中心的报告，来佐证“雷锋精神”已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进一步强化了其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力。

其次，文章的语言又不失时代的号召力。在追忆历史的同时，李东东的表述始终紧扣当前的社会现实与时代需求。她明确指出，创办杂志的初衷是为了“回答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战士的高贵品质，为何能影响几代人”的问题。这种将过去与当下进行对比和追问的语言，巧妙地将读者的思考引向了当代的价值观建设。文章中频繁出现的“主流声音”、“大众平台”、“传递温暖”、“凝聚共识”等词汇，精准地回应了2015年及此后中国社会在文化建设、媒体转型和意识形态传播方面的时代命题。

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并置，使文章的语言风格产生了独特的张力。它既让读者感受到《雷锋》杂志根植于深厚的红色文化传统，又明确其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的现实目标。这种兼具厚重感与号召力的语言风格，成功地将“弘扬雷锋精神”从一个抽象的政治任务，转化为一本具体、有生命力的杂志，使其内容既有深度，又能引发共鸣。

3、采访视角：从个人记忆切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如果说叙事策略和语言风格是文章的骨架与血肉，那么其独特的采访视角则是注入灵魂的关键。这篇专访并未采用居高临下的官方叙事，而是以“个人记忆”为起点，通过受访者李东东的亲身经历与内心感悟，将读者带入了一段关于信仰、责任与传承的情感体验中，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文章从李东东对父亲李庄的记忆展开，这是一个极具私密性与情感深度的视角。她讲述的父亲李庄面对压力时的从容与担当，以及作为新闻人对理想的坚守，都源于其个人的观察与体悟，而非泛泛的官方评价。这种基于个人记忆的叙述，让整个创办过程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李东东将父亲的新闻理想与自己的办刊实践进行类比，例如，她提到父亲创办《人民日报》时的决策过程，以此来说明《雷锋》杂志的命名思考，这种“以古鉴今”的视角，让读者自然地理解了新刊名的深思熟虑与历史传承。

综上所述，这篇专访通过“父辈的旗帜”这一叙事主线，将家庭传承与国家使命紧密相连；通过兼具历史厚重与时代号召的语言风格，赋予了杂志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指导意义；最终，通过从个人记忆切入的采访视角，将政治话语转化为情感共鸣，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这些写作特点共同构成了《擎起父辈的旗帜》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其成为一本旨在“守望时代净土”、“传递温暖”、“构建好人家园”的杂志的完美开篇。它不仅阐述了“为什么办”，更生动地展示了“如何办”，为后续文章的创作与杂志的整体风格树立了典范。

访谈工作照（左一为李东东、左二为翟元斌）

六、结语：重读《擎起父辈的旗帜》的历史回响

1、核心发现：一个时代命题的系统性回应

《擎起父辈的旗帜》这篇创刊号专访，其核心价值在于它并非一篇孤立的宣传性文章，而是一份对2015年特定时代语境下如何弘扬雷锋精神这一命题的系统性回应。文章通过深入分析《雷锋》杂志的刊名选择，明确了其填补专业传播载体空白、传承父辈精神遗产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三大追求。在此基础上，专访清晰地勾勒出杂志的办刊方向，即以弘扬雷锋精神和培育时代新人为双轮驱动，坚守党刊的政治性、权威性与人民性传统，并将其置于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大局的战略高度。最后，文章的写作特点成功地将这份严肃的办刊初衷转化为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文化宣言，通过个人记忆与宏大主题的结合，实现了情感共鸣与理性说服的统一，为杂志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情感基础。

2、文献地位：从精神宣传到文化建构的范式转变

这篇专访在中国精神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文献地位。它标志着学雷锋活动的宣传模式从零散的、个案式的好人好事报道，迈向了系统化、专业化的“精神文化”建构新阶段。专访前瞻性地提出了“雷锋文化学”的研究构想，将雷锋精神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学视野中进行审视，为后续学者和实践者从文化传承、价值传播、社会影响等多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早期的理论框架与方向指引。因此，它不仅是一本新杂志的开篇之作，更是在国家主流价值观建设进程中，一个从精神宣传到文化建构范式转变的重要里程碑。

3、启示与展望：在传承与创新中守护精神家园

重读《擎起父辈的旗帜》，其对于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与主流媒体建设的启示是深远的。它证明了在进行价值倡导时，将宏大的政治叙事与具体、生动的个人情感体验相结合，是增强传播效果、打动人心的有效路径。这种写作策略为当代媒体如何在坚持政治正确的同时，提升内容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主动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利用数字化传播手段，扩大雷锋文化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更多人能够理解、认同并践行这一精神内核，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编辑：蒋国辉

责编：程   进

值班：任安广

声明：非经本报同意，本网站文章不得转载，如需转载，须注明来源于时代雷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