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元斌 徐 明｜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理论价值：从个体实践到文化符号的系统性解码

翟元斌  徐 明

雷锋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始终是涵养中国社会道德生态、引领社会价值取向的核心精神力量。伴随时代的迭代演进与社会的深刻变迁，学界对雷锋精神的研究亦在持续深化，其中雷锋精神发祥地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不仅关乎历史事实的考证，更涉及理论价值的挖掘和实践意义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研究现状

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研究伴随学雷锋活动的开展走过了六十余年的历程，结合相关研究成果，这一研究历程可对应雷锋精神研究的几个时期：形成(1963—1976)、发展(1977—1989)、高潮(1990—2011)、繁荣(2012年至今)，整体也可整合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探索阶段（1963年—199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以史实梳理与事迹宣传为核心，重点聚焦雷锋在辽宁工作、生活的事迹考证，抚顺、鞍山等地的地方宣传部门与纪念馆是这一研究的核心主力，代表性成果包括1963年版《雷锋日记》的整理出版、《雷锋同志在抚顺》等史料汇编，研究的功能性导向以服务学雷锋宣传活动为主，尚未形成独立的学术研究体系。

体系化建构阶段（1990年—2012年）：1990年抚顺市学雷锋研究会成立，创办全国第一份学雷锋研究内刊《学雷锋论坛》，标志着研究从宣传层面向学术层面转化。2004年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正式成立，《雷锋精神研究》期刊创刊，首次提出“雷锋文化”概念，研究所先后举办多届全国雷锋精神学术研讨会，研究范畴从单纯的事迹梳理拓展到精神内涵阐释、时代价值挖掘等领域，辽宁省雷锋研究会等学术机构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规范化发展。

学科化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抚顺雷锋纪念馆并作出重要指示，2021年雷锋精神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阶段研究的学术性显著提升，辽宁省雷锋研究会先后获批《辽宁是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等近20项省级以上社科基金课题，出版《永恒的丰碑——雷锋从辽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雷锋精神永恒论》等多部学术专著，“雷锋文化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建构逐步提上日程，研究形成了“基础史实考证－精神内涵阐释－时代价值转化－传播路径创新”的完整学术链条。

当前研究的核心共识与热点方向：当前，学术界对雷锋精神发祥地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雷锋班'书信资料整理与研究”获批以来持续取得重要突破，课题组还接续申请了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承担了沈阳市社科联英雄城市塑造专项委托课题，并公开发表多篇理论文章。但系统性的学术价值评估仍显不足，现有研究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的视角”探讨相关问题，在研究内容、方法等方面存在短板。一方面，对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历史考证需要更加严谨的学术梳理；另一方面，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挖掘也有待深化。特别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从学术层面阐释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价值，为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于雷锋精神发祥地问题已形成三项核心共识：其一，雷锋精神的核心内涵是在辽宁抚顺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最终定型并走向全国；其二，辽宁抚顺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雷锋精神生成的核心时代场域；其三，抚顺、鞍山等雷锋工作生活过的城市构成了雷锋精神传承的空间载体，形成了南北“雷锋故里——发祥地”的互补共生研究格局。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雷锋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关联研究；二是雷锋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三是雷锋精神融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区域发展的实践应用研究。2024年雷锋纪念（展）馆联盟在抚顺成立，有效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雷锋研究资源，为研究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与广阔平台。

二、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学术价值维度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史研究的价值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通过解剖雷锋在辽宁完成思想转变的微观个案，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可验证的具象样本，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的内在机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生成的历史逻辑。

1.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生动样本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一个抽象的“理论武装群众”过程，锚定在雷锋从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这一具体时空与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提供了可分析的微观样本。辽宁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1958年11月至1962年8月，雷锋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370天，也就是3年零9个月。在此期间，他先后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从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转变，还写下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等闪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日记名篇，他的思想也完成了从朴素报恩情结到工人阶级先锋队使命担当意识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践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理论内核的契合：雷锋精神的实质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社会主义道德境界的论述高度契合。

信仰的生成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是雷锋精神的精髓，这源于他对党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他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实践论》《为人民服务》等文章读了数十遍，入党之后还时常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党的理论，在孜孜不倦的学习中形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他在日记中将理论学习比作“粮食、武器和方向盘”，这种扎实的理论武装，直接推动了他“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坚定信念的形成，体现了科学理论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作用。

实践的本质 ：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相呼应。他在鞍钢、在部队，通过服务工友、帮扶群众等具体行动，将个体价值深度融入集体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之中，实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这正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崇高境界在个体身上的具体呈现。

“螺丝钉”的辩证法 ：雷锋誓言“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一经典比喻深刻诠释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个体与集体、平凡与崇高的辩证关系。它既强调了个体在宏大事业中的精确定位与无私奉献，也内含了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与肯定，是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伦理观的鲜活表达。

生成环境的剖析 ：发祥地研究将雷锋精神的形成置于辽宁抚顺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 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揭示了理论转化为精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氛围。辽宁抚顺老工业基地产业工人高度集中，形成了极具凝聚力的产业工人群体与奋斗氛围 ，孟泰、王崇伦等劳动模范的榜样力量 ，以及鞍钢等大型国企的集体主义生产模式，共同构成了雷锋精神形成的“社会存在”，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落地提供了肥沃土壤。

2.丰富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微观研究的内涵

将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纳入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范畴，其价值在于通过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穿透历史，透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与党的群众工作实践，为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坚实的微观支撑。

历史现场的还原 ：抚顺作为学雷锋活动的策源地 ，保留了大量学雷锋活动的原始档案与历史细节，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材料。这些史料清晰地记录了学雷锋活动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全国性运动的历史进程，展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策源地，抚顺用60年的坚守筑起‘雷锋城’，从1961年就在全市开展学雷锋活动，如今已拥有25万名实名注册的学雷锋志愿者、1700余支学雷锋服务队，还连续18年开展‘百姓雷锋’评选表彰活动，涌现出185名‘百姓雷锋’个人和60个团队；辽宁多地也接力传承雷锋精神，辽阳建立了四级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网络，拥有27万余名学雷锋志愿者、2200余个注册志愿服务组织，这些生动的实践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和群众路线成功实践的鲜活注脚。

1960年11月26日，沈阳军区《前进报》发表《毛主席的好战士》长篇通讯及雷锋日记摘抄，首次在较大范围内系统宣传雷锋事迹，标志着雷锋作为先进典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这是雷锋学习宣传活动的舆论准备阶段。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这一不幸事件成为大规模学习宣传活动的直接契机，催生了组织化的学习活动。

1962年，共青团抚顺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青少年向雷锋学习。作为全国第一份地方性学雷锋文件，它标志着学雷锋活动从自发缅怀转向有组织的群众性实践，堪称党的青年工作的典型案例。

1963年1月8日，《辽宁日报》用9个版面集中报道雷锋事迹，刊登相关长篇通讯，将地方典型推向全省，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1963年2月15日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标志着学雷锋活动正式从地方（辽宁）走向全国，成为国家层面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从微观史的视角透视：发祥地研究通过对雷锋在抚顺期间入党、当选人大代表等具体史实的考证，将宏大的党史叙事拆解为可被感知的个人生命史。这些微观叙事不仅填补了历史细节的空白，更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流动机制、政治生态与群众动员模式。抚顺持续60多年的学雷锋活动报告 则提供了一个罕见的长期观察样本，展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如何在基层社会延续与演变，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宝贵线索。

（二）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通过将抽象的核心价值观具象为可感知、可效仿的人格范式与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搭建起从价值认同到行为转化的关键实现路径。

1.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生命力

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载体：雷锋精神并非独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外的道德体系，而是其内在精神实质的人格化与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雷锋精神以其“信念的能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气” ，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提供了鲜活的行为注解与情感温度。比如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200元钱分两次捐给国家建设和辽阳灾区，用行动诠释爱国；帮战友乔安山学习文化、以战友名义给其家人寄钱，彰显友善；钻研驾驶技术成为合格驾驶员、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践行敬业；还有“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的美谈，用忘我的付出让这些抽象的价值观念被人民群众直观感知和深刻理解。

历史语境与实践样本 ：发祥地研究为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实践样本。雷锋精神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实践中 ，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长期培育的结晶 。1958年11月，不满18岁的雷锋从家乡湖南北上辽宁，开启了他生命中3年零9个月的“辽宁时间”，在这里他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再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转变，留下了121篇日记，抚顺、鞍山、辽阳等地都印刻着他的足迹，这段经历正是雷锋精神孕育凝结的关键阶段，对雷锋在辽宁这一千三百多天的经历展开研究，能更清晰地探寻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联结。 从普通工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转变过程进行研究，能够清晰地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武装群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微观机制。

这一过程表明，核心价值观并非外在于社会生活的教条，而是源于无数个体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伟大事业的集体实践。因此，发祥地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溯，更是对核心价值观生命力的有力印证，它提供了一个从历史走向现实、从个体实践升华为社会共识的完整逻辑链条。

2. 赋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与志愿服务发展

制度化转化：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成功地将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可推广的公民道德建设模式与常态化志愿服务机制。这一转化过程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顶层设计与法治保障的协同发力。国家层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学雷锋活动制度化，教育部明确要求将雷锋精神深度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地方层面，辽宁省及抚顺市等地通过立法手段，将弘扬雷锋精神写入法规条例，实现了从道德倡导到制度规范的跨越，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

模式创新与实践推广 ：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辽宁抚顺探索出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创新实践，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公民道德建设与志愿服务体系。这些模式不仅限于传统的榜样宣传，而是通过机制化设计，将雷锋精神嵌入社会治理、行业发展和日常生活，使其成为“人人可学、处处可为” 的社会风尚。例如，通过设立常态化的评选和培训机制，如“百姓雷锋”评选和雷锋学院培训，确保了榜样选树的持续性和示范效应的最大化。同时，将志愿服务与基层党建、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创造出“党员家庭代办站”、“红色家园” 等新模式，使学雷锋活动转化为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有效治理资源。

（三）巩固意识形态安全与提升文化自信的价值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通过锚定其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滋养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文化的深厚文化根脉，以及作为亿万中国人心中永放光芒的精神旗帜所拥有的广泛群众认同，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效对冲历史虚无主义、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而雷锋精神研究历经形成（1963—1976）、发展（1977—1989）、高潮（1990—2011）、繁荣（2012年至今）四个时期，具备继承性与创新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理论特征，也进一步夯实了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

1.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革命文化

双重根脉 ：雷锋精神并非无源之水，其生成与发展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革命文化两大精神谱系，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呈现。该研究从学理层面深度揭示了雷锋精神的文化基因，使其从单一的时代精神符号，升华为兼具永恒文化价值的文明标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契合 ：雷锋精神并非对传统美德的简单复刻，而是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超越了现象类比，深入伦理内核，揭示了其与儒家“仁爱”、墨家“兼爱”等思想的逻辑渊源。例如，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的实践，体现了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他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则是对传统“民为邦本”“讲信修睦”等核心思想的现代诠释。

这种深度关联解释了雷锋精神为何能跨越时代，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密码产生强烈共鸣，成为激活文化基因的强大力量。雷锋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它继承了儒家的“仁义”思想，比如雷锋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为家庭困难的战友寄钱、为丢失车票的大娘买车票、帮助贫困辍学的孩子交学费，用善举传递人间真情；同时它还内化为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的认同，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道德标识、精神标杆。”“讲信修睦”等核心思想的现代诠释。

对革命文化与党的先进本色的彰显 ：雷锋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与党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研究证实，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特定环境，如辽宁抚顺作为老工业基地的产业氛围和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淬炼了雷锋“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和“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1957年，雷锋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辽宁鞍山钢铁厂、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建设，在此期间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还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雷锋在辽宁当工人时表现突出，入伍后他的优秀品质也成为所在部队全体官兵学习的榜样，这些经历正是特定环境淬炼其精神的生动体现。这种将个体实践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考察，不仅丰富了中共党史的微观研究，更论证了雷锋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必然性。

理论升华 ：该研究将雷锋精神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符号。通过对其文化根脉的系统阐释，该研究为参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内在要求，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理论样本，证明了雷锋精神是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根基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2.筑牢主流意识形态与凝聚社会共识

意识形态的具象载体 ：雷锋精神以其“人人可学、处处可为”的广泛性 ，早已从理论层面转化为亿万群众的日常实践，雷锋精神也因此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抵御错误思潮的强大精神力量。发祥地研究则为这一转化过程提供了机制化的解读与可复制的模式。

系统化的宣教阵地建设 ：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辽宁抚顺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雷锋精神宣传教育体系，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这种模式确保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与代际传承。

实体纪念场馆如抚顺市雷锋纪念馆（1965年开馆，历经4次改扩建）、鞍钢雷锋纪念馆、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铁岭雷锋纪念馆、沈阳雷锋文化馆。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从1965年开馆至今，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600余万人次，通过文物展陈、情景再现等方式，将雷锋精神这一抽象精神固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地标，成为集体记忆生成与固化的核心场域。

教育培训机构如抚顺雷锋学院（2019年建成），集党性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基地功能于一体。 截至目前，累计培训学员超13万人次，通过专题教学、现场教学等多元形式，将雷锋精神系统化融入党员干部和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

网络与融媒体 学习强国辽宁学习平台开设“@雷锋”栏目；今日头条客户端开展“雷锋精神我来传承”活动；策划融媒体项目《雷锋地图》。 其中“@雷锋”栏目总浏览量超1亿次，通过分众化、互动化的传播形式，让雷锋精神突破时空限制，触达更广泛群体。，线上活动参与人次近10亿，有效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对更广泛人群，特别是青少年的精准覆盖和互动式引导。

理论研究与传播：抚顺成立全国最早的雷锋精神研究会及辽宁省雷锋研究会。组建全国唯一体制内的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持续推出理论研究著作，推动雷锋精神研究从经验总结向理论建构转型，为学雷锋活动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并通过权威媒体平台系统阐释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常态化的社会实践机制：研究揭示了雷锋精神发祥地将其融入社会治理与公民日常生活的具体路径，使之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有效载体。

重大事件中的精神凝聚 ：在疫情防控等国家重大考验面前，雷锋精神成为动员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资源。相关调研显示，高达84%的沈阳受访者认可雷锋精神在凝聚社会共识中的作用，而中国青年报针对10364人的调查显示，67.2%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学雷锋更具现实意义，解放日报针对2500多位市民的调查也显示几乎全部市民对雷锋精神有认同感，多维度的调研数据充分证明了其在应对危机、增强社会韧性方面的现实价值。

（四）贡献于集体记忆建构与文化符号形塑的理论价值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通过将抚顺这一物理空间锚定为集体记忆的核心场域，并系统构建“雷锋文化”理论体系，完成了雷锋精神从个体实践到国家文化符号的学科化升华。

1. 发祥地作为集体记忆生成与固化的核心场域

抚顺雷锋纪念馆作为国家级文化地标，通过其持续的空间生产、展陈叙事创新以及与特定群体的情感联结，将碎片化的个人记忆固化为具有共同情感认同的集体记忆，为研究中国社会精神传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核心样本。

物质载体与空间生产 ：抚顺雷锋纪念馆自1965年8月开馆以来，历经四次重大改扩建（1969、1992、2002、2014年），其空间规模持续拓展、服务功能不断升级，从单一的纪念场所逐步演变为集教育、研究、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纪念馆。这一持续近六十年的空间生产过程，不仅是对雷锋事迹的物质性保存，更是通过建筑与环境的营造，构建了一个承载几代人情感与记忆的“记忆场域”。

展陈叙事与记忆激活 ：纪念馆的展陈逻辑深刻影响着集体记忆的生成与传递。其叙事核心始终围绕政治忠诚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展开，并逐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更为关键的是，纪念馆持续创新展陈方式，推动宣教模式从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参与转变，以此激活沉睡的集体记忆，实现记忆的当代重塑。例如，推出的“沉浸式诵读会”、“一张存折的故事”情景党课等新型宣教活动，邀请观众共同参与，改变了以往讲解员单方面讲述为主的形式，令雷锋的形象从遥远的历史人物，转变为可对话、可感知的鲜活精神符号。

情感联结与记忆固化 ：纪念馆的集体记忆建构功能，正通过跨越代际的情感联结持续强化。截至2026年，纪念馆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7600万人次，年均接待量达120余万人次，庞大的客流基数印证着雷锋精神跨越时空的情感号召力。这些参观者中，既有雷锋生前的战友、辅导过的学生等特殊群体，他们以亲身经历强化了记忆的真实性与厚度；也有新一代的年轻人，通过与雷锋遗物、日记的“近距离”接触，建立起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纪念馆专门组织由雷锋亲历者组成的雷锋精神宣讲团，立足抚顺、面向全国宣讲雷锋精神，进一步将地方性记忆扩散为全国性的精神财富。

2.雷锋精神从个体实践到国家文化符号的演进逻辑

雷锋精神从一种朴素的个体道德实践，升华为一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国家文化符号，其关键驱动力在于雷锋精神发祥地抚顺所推动的“雷锋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系统化构建，这一标志性举措，推动相关研究完成了从经验总结到理论自觉的学科化转型。

从地方经验到理论自觉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不仅是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策源地，更在雷锋文化理论构建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发动机”角色。早在1989年，抚顺便举办了从伦理学、社会学视角研讨雷锋精神的学术会议，标志着学界对雷锋精神的研究，自此跳出单纯事迹宣传的局限，迈入新的研究维度。这一研究进程的关键转折点，定格在2005年，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正式提出“雷锋文化问题研究”课题，首次将雷锋现象提升至“文化”层面进行系统性审视。此后，以翟元斌为代表的学者持续深耕，通过《雷锋文化新视野》等专著及一系列学术文章，逐步构建起雷锋文化的理论框架。逐步完成了从地方性知识到全国性文化符号的理论升华。

理论体系构建 ：雷锋文化理论体系将雷锋精神从一个道德模范的个体形象，解构为一个包含价值内核、符号系统、行为规范和组织形态的有机文化体系。这一理论界定，为雷锋精神的研究筑牢了学科化基础，使其得以被置于文化研究、符号学、社会学等多元学术视野下展开深度剖析，大幅提升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厚度与传播影响力。

传播矩阵建设 ：理论构建的同时，抚顺同步构建起一套立体多元的传播矩阵，为雷锋文化符号的塑造与传播提供了坚实支撑。这包括创办《雷锋精神研究》等专业期刊，以及作为核心推动力量促成国家级《雷锋》杂志的创刊。这些平台不仅为雷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阵地，更使其理论成果能够系统地向全社会辐射。

（五）提供榜样教育与道德模范成长规律研究的价值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以环境与个体良性互动的经典范本为依托，将榜样教育从经验层面的活动推广，升华为兼具内在运行机制、可复制推广的理论模型与实践体系。

1.发祥地红色教育资源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将辽宁抚顺等地丰富的红色资源从静态的纪念场所，转化为动态多元的榜样教育实践体系，并通过理论创新与模式提炼，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它超越了传统的单向灌输模式，构建了一个从情感激发到行为引导，再到价值内化的完整教育闭环。

该教育体系的构建，契合教育心理学与社会认知理论的内在规律。它通过“沉浸式体验”与“情境教学”，有效激活了学习者的观察学习与模仿心理机制，将抽象的雷锋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具体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置，将感性认知提升为理性认同，最终通过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将外部榜样行为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动，完成了从“直接模仿”到“抽象模仿”的升华。辽宁抚顺的实践表明，当榜样教育与环境、课程、实践深度融合时，便能有效对冲因“共同生活世界缺失”导致的榜样教育效果弱化问题

2. 道德模范成长的环境与个体互动机制剖析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另一个核心价值，在于它为剖析道德模范的成长规律提供了一个“环境——个体”双向互动的经典分析模型。该模型深刻揭示了雷锋从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时代楷模的核心逻辑：其成长并非源于单纯的个人道德修行，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外部环境塑造与个体主观能动性相互激荡、同频共振的产物。这一研究为新时代榜样教育提供了颇具分量的理论镜鉴。高尚品格的淬炼养成，既离不开个体的自觉追求，更有赖于社会为其培育适宜的“土壤”与“气候”。

雷锋在辽宁的成长轨迹清晰地展示了这一互动机制。辽宁抚顺作为共和国老工业基地，其厚重的产业氛围与部队浸润式的集体主义教育，构成了强大的外部环境推力；而雷锋本人对党的朴素感恩之情、对知识的执着渴求（即世人熟知的“钉子精神”），则是驱动其成长的内在核心动力。以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价值追求，共同构筑起雷锋强大的内在主观能动性。发祥地研究通过详尽的史料，还原了外部环境如何依托具体的教育引导、实践历练与人际互动，持续向个体传递正向价值观，而个体又如何经由内化吸收与外化践行，最终将社会期待转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

环境变迁的触发效应 ：从湖南到辽宁抚顺的时空转换，是雷锋人生轨迹发生质变的关键节点。辽宁作为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一五”时期是国家重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大规模工业建设，形成了以鞍钢为中心的工业基地，为雷锋实现“当一个好工人”的梦想提供了坚实的历史舞台。鞍钢作为“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里24项辽宁项目的核心代表，其大工业生产的严谨、协作氛围，是锻造雷锋爱岗敬业、集体主义精神的“大熔炉”。

组织教育的催化作用 ：部队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是雷锋完成从朴素报恩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思想飞跃的决定性因素。在抚顺，雷锋入伍第9个月荣立二等功，第11个月光荣入党，同期他还荣立三等功、被评为“节约标兵”“模范共青团员”，后续更当选抚顺市人大代表，这些组织认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模式，加速了他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个体能动性的核心地位 ：外部环境的熏陶与塑造，最终需经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方能转化为精神内核与行动自觉。雷锋的“钉子精神”体现在他对知识的刻苦钻研中：当听到有的同志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时，他在日记中写下“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的感悟，以钉子钉木板为喻，提炼出“挤劲”与“钻劲”的核心内涵，还总结了“问题—学习—实践—总结”学习方法。在鞍钢工作时，他制定早晨学一小时、晚上学到10至11点的自学计划；到部队后，他把书本放在挎包里，人到哪里书到哪里，见缝插针地学习。，以及“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的共情能力，都体现了其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种能动性使其不仅能适应环境，更能主动改造环境、服务他人。

这一“环境－个体”互动模型，为理解新时代“雷锋传人”的涌现提供了理论框架。例如，来自“雷锋城”抚顺的青年金城龙，在沈阳浑河为营救落水群众而牺牲，其壮举并非偶然。他自幼沐浴在雷锋精神的浓厚氛围中，是雷锋纪念馆的“常客”，入伍前特意珍藏《雷锋日记》，立志成为一名“雷锋兵”。这充分证明了发祥地所构建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塑造个体价值观、培育英雄行为具有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六） 蕴含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理论借鉴与方法论启示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其核心价值在于将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系统性地解码为可嵌入基层治理、驱动组织效能与赋能个体发展的实践方法论。

1. 为基层社会治理与组织效能提升提供智慧

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实践，成功地将道德符号转化为一种高效的治理资源，为应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共精神缺乏、邻里关系疏离及群众自治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提供了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比如辽宁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60年来学雷锋活动薪火相传，在雷锋精神感召下，涌现出郭明义、罗阳等一批英雄模范和成百上千的“辽宁好人”，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抚顺望花区铝北社区以打造“雷锋街道”为目标，让地区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党群关系更加融洽，切实以雷锋精神助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这一转化并非简单的道德倡导，而是通过党建引领、机制创新与数字赋能，将雷锋精神的核心要素——服务人民、敬业奉献、锐意创新——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形成了从道德示范到治理效能的闭环。

社区治理 “党员家庭代办站”：抚顺市将雷锋精神与党建引领融合，推广刘全国式“党员家庭代办站”，由社区党员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并发展出“同心代办站”、“雷锋联盟代办站”等多元形态。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将老旧小区的治理“痛点”转化为“支点”，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民族工作 “红色家园”品牌：抚顺市以雷锋精神为内核，打造“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通过“同心代办站、同心志愿队、同心民俗汇”等载体，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嵌。 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社区服务拓展至促进民族团结的深层治理领域，该模式已在辽宁四市推广。

公共安全 “雷锋派出所”“雷锋义警”+“雷锋哨”：抚顺望城区将雷锋精神与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合，组建“雷锋义警”群防群治队伍，并搭建智慧化的“雷锋哨”平台。 “雷锋义警”助力实现“民转刑”案件零发生；“雷锋哨”平台实现非警务警情智能分流与限时办结，构建了矛盾风险多元综合治理新格局。

公共服务 行业“雷锋”品牌：辽宁各地将雷锋精神融入日常工作，打造“警营雷锋”、“电力雷锋”等行业品牌。国家电网辽宁电力（抚顺）在“雷锋工程”中孵化出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刘传波，22年如一日扎根岗位。 此举显著提升公共服务效能与精细化水平，将爱岗敬业的“螺丝钉”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生的具体行动。

企业创新 “大国工匠”精神：雷锋精神激发产业工人的技术创新热情。抚顺涌现出“大国工匠”刁克剑，其14项研究成果达到世界或国内先进水平；钳工郭建勇以极高精度开创进口压缩机自检技术先河。 他们将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转化为生产力，直接服务于辽宁的全面振兴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上述案例揭示了雷锋精神从道德资源向治理资源转化的核心路径： 机制化嵌入与品牌化引领 。通过建立“党员家庭代办站”“雷锋义警”等制度化平台，雷锋精神得以摆脱个体化、随机化的局限，转变为可持续、可复制的治理模式。同时，打造“警营雷锋”“电力雷锋”等行业品牌，将抽象的精神具象化为各行业领域的行为准则与价值标杆，从而系统性地提升了组织效能与社会治理水平。

2.方法论启示：崇高理想与平凡实践的有机结合

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另一重理论价值，在于它为破解“如何将远大理想转化为日常行动”这一普遍性难题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实现了崇高理想与平凡实践的有机统一，为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贡献的统一提供了行动指南。

“螺丝钉”精神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雷锋精神的标志性话语，它揭示了敬业精神与个人价值实现的辩证关系。这一方法论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并非必须依赖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可以通过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卓越来完成。抚顺“百姓雷锋”年度人物、高级技师刘宇志，不仅以“100%的无损检测合格率”的专业水准成为行业标杆，更通过辽宁省总工会“送技能、进企业”活动、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无偿传艺，先后带出1000多名“焊接能手”。他们的实践表明，将本职工作做到极致，将专业技能发挥到顶点，本身就是对“螺丝钉”精神的最佳诠释，也是个人对社会贡献的最直接路径。

“积小善为大善”路径 ：雷锋精神的实践路径强调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通过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 。这一“微公益”模式，降低了道德实践的门槛，使得“人人可学、处处可为” 成为可能。在抚顺，雷锋社区党员家庭代办站的70多名“银发代办员”，用12年时间完成了3万余件代办服务 ；抚顺市通过“微心愿”活动，征集并实现了3265个群众的小心愿，上万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这种模式将宏大的“为人民服务”宗旨，分解为一个个具体、可操作的善举，构建了社会正能量持续累积的微观机制。雷锋精神的实践路径强调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通过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这一“微公益”模式，降低了道德实践的门槛，使得“人人可学、处处可为”成为可能。

在抚顺，雷锋社区党员家庭代办站的70多名“银发代办员”，用12年时间完成了3万余件代办服务 ；抚顺市通过“微心愿”活动，征集并实现了3265个群众的小心愿，上万名志愿者参与其中 。这种模式将宏大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拆解为一个个具体可感、切实可行的善举，构建起社会正能量持续累积的微观运行机制。

（七） 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的“话语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聚焦抚顺发祥地的研究，早已超越地方史范畴，成为中国开展国际传播、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构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新渠道。

文明对话的话语价值：从文明对话的话语价值来看，雷锋精神蕴含的仁爱、诚信、奉献内核，既承接中华传统美德，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抚顺通过举办国际巡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宣讲，探索出将本土红色文化符号转化为具备国际感召力文化符号的可行路径；当地创新开展的“雷锋与孔子的对话”等活动，更实现了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赋能，为向世界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提供了温情且具道德高度的软性切入点，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典型样本。

国际传播的实践效能：从国际传播的实践效能来看，雷锋精神早已成为具备世界共识的道德资源，其“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美好”的价值内核可跨越地域边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抚顺曾发起“一带一路·雷锋同行”活动，在马来西亚等地举办雷锋故事展与宣讲活动获得广泛好评，充分印证雷锋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抚顺作为发祥地也成为对外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重要窗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雷锋故事与抚顺“雷锋城”的实践，直观展现了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底色与中国社会对奉献价值的尊崇，能够有效破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冷漠论”等偏见，向世界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文明对话的“中国方案”：整体来看，雷锋精神发祥地研究的国际价值，本质上是中国将精神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文明优势的生动实践，也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揭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向赋能。这为向世界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提供了一个温情、具体且具道德高度的切入点。为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范式，其意义早已超越精神传承本身，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治理智慧与文明底色的重要名片。

综上所述，聚焦抚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地方史的拾遗补缺，而是一个集历史考据、理论建构、社会治理、国际传播于一体的高阶学术领域。它不仅确证了雷锋精神的地理原点与逻辑起点，更为新时代如何赓续红色血脉、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抚顺方案”与“中国智慧”。

本报告以雷锋精神发祥地（辽宁抚顺）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与深入探究，深入剖析其兼具深度与广度的多维理论价值。研究发现，发祥地研究不仅是对一段历史的追溯，更是对一种精神生成逻辑、文化演进路径和社会应用模式的深度解码，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生命力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与丰富的实践镜鉴。其研究内容直指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溯源以及红色基因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性转化的重大课题。这一研究不仅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确权价值，更在学科建设、文化治理、话语传播等维度展现出深邃的学术张力。

作者简介：

翟元斌：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始所长、《雷锋》杂志主要创办人之一、央视融媒网跟着庄仕华学雷锋栏目中心主编

徐 明：硕士研究生。现任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雷锋精神研究部部长，副研究馆员。在雷锋精神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在国家级、省级期刊、报刊上发表文章40余篇，撰写论文多次获奖；参与撰写雷锋精神研究专著10余部；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4项，参与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2项、市级课题4项；参加国家、省、市级理论研讨会10余次。曾荣获抚顺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先进个人”等称号。

编辑：蒋国辉

主编：曹道伟

审核：刘兴伦

值班：任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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