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元斌 徐 明 |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历史逻辑与权威认证的系统性研究

翟元斌  徐 明

“精神发祥地”是一个在历史事实基础上，通过空间固化、符号叙事与社会传承持续建构的动态文化记忆场域。基于此理论，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地位，是由雷锋在此地精神成型的历史事实、从地方到国家的多层官方确认以及持续的社会实践共同铸就的。其历史依据在于雷锋在抚顺度过其精神成熟的关键岁月（1960-1962），并完成了绝大部分思想记录；其官方确认则始于抚顺市1962年的最早倡议与1965年建成全国首个雷锋纪念馆，提升于辽宁省将其列为核心红色文化，最终由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的视察讲话与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完成权威认定。

一、“精神发祥地”的理论阐释与分析框架

“精神发祥地”并非单纯的历史地理标签，而是一个通过“历史发生-空间固化-符号叙事-社会传承”四层机制动态建构的文化记忆场域，其核心功能在于为特定精神体系提供具象化的身份锚点与持续性的价值再生产。

（一）核心概念界定：从“发祥地”、“文化源地”到“红色文化圣地”

理论解析的起点在于精确界定“精神发祥地”的内涵，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凸显其作为精神体系化与文化辐射源的核心特质。

精神发祥地 ：该概念强调一种精神体系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关键地理与文化空间。它不仅指涉精神核心人物与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地，更强调该地在此后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持续的文化实践与符号建构，成为该精神被普遍认同的“原点”与“辐射源”。其本质是一个动态的、被持续建构的文化记忆场域 ，而非静态的历史遗址。

精神发源地：与“发祥地”相比，“发源地”更侧重于历史事实层面的“首次发生”或“最初出现”，强调其在时间序列上的起点意义。而“发祥地”则超越了单纯的地理与时间起点，更强调精神的体系化形成、影响力的扩散以及对后世的典范作用，内涵更为丰富。

文化源地 ：源自人文地理学，指代人类文明（如农业、文字、城市）最早出现的核心区域。这一概念为理解“精神发祥地”提供了宏观视角，即一个精神现象如何从一个中心区域向外传播并深刻影响更广阔的文化圈。

红色文化圣地 ：这是“精神发祥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历史语境下的具体呈现。它特指那些孕育了伟大革命精神（如雷锋精神 、焦裕禄精神 、并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持续的传承实践而被赋予神圣性与崇高地位的场所，如抚顺 、开封 、衡阳 等。

核心区别在于，“发祥地”着重于精神体系的成型与辐射，是一个兼具历史真实性与社会建构性的概念；而“发源地”更聚焦于历史事实的起点，“文化源地”则是一个更中性的学术术语，“红色文化圣地”则是其在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应用和升华。

（二）精神发祥地的构成要素与识别标准

一个地域被识别为特定精神的“发祥地”，需满足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本研究基于理论梳理，提出一个包含四个层次的评估标准，为后续论证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提供分析框架。

精神发祥地构成要素与识别标准

为系统性地剖析“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形成与建构过程，本研究将上述四层要素整合为一个动态分析模型。该模型植根于文化记忆理论 ，认为“发祥地”的身份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和符号运作被不断再生产的结果。

理论根基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 是此模型的理论基石。该理论认为，记忆并非简单的个体心理功能，而是通过符号、仪式、场所等文化形式被一个集体所共享和建构。精神发祥地正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记忆场”，它通过特定的形式将过去锚定在当下，为群体提供身份认同的框架。

模型应用 ：本模型将应用于第二部分对抚顺的实证分析。

历史发生层 将锚定雷锋在抚顺的关键岁月（1960-1962），分析其代表性事迹与思想成熟过程，为发祥地身份提供历史合法性基石。

空间固化层 将考察抚顺如何通过修建雷锋纪念馆 、命名雷锋相关城市地标 等方式，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实体，构建一个神圣的纪念空间。

符号叙事层 将剖析抚顺如何通过“百姓雷锋”评选 、理论期刊《雷锋精神研究》 以及各类文艺作品，持续生产和传播雷锋符号，构建一套完整的城市叙事体系。

社会传承层 将评估抚顺通过制度化志愿服务 、成立专门管理机构 等方式，将雷锋精神从纪念对象转化为驱动城市发展与基层治理的活态文化资源 。

通过这一“历史-空间-符号-传承”的四维分析模型，本研究将超越对历史事实的简单陈述，系统揭示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身份如何被历史奠定、被空间铭刻、被符号讲述，并最终被社会传承的动态过程。

二、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历史依据与确认过程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地位，并非单一的历史遗存或行政授命，而是由雷锋在此地精神成型的历史事实、抚顺市持续六十余年的主动建构与多层级的官方确认三者共同锚定的一个从历史事实到文化符号的完整闭环。

（一）雷锋在抚顺的关键岁月与精神塑造成型

雷锋在抚顺度过的最后两年零四个月（1960年4月7日至1962年8月15日），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系统化并外化为模范事迹的关键时期，这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论断提供了最坚实的历史发生层依据。在此期间，雷锋的日常工作、社会实践与思想记录共同构成了其精神的完整塑形过程。

1，雷锋的工作实践与模范事迹

深度解析 ：雷锋在抚顺的实践是其精神形成的物质基础，他将崇高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深刻回答了“人应该怎样活”的命题 。

工业建设贡献 ：雷锋随所在工程兵部队参与了抚顺钢厂“951”工程建设 ，以“螺丝钉”般的敬业精神投入国家建设 。

抢险救灾先锋 ：在上寺水库抗洪抢险中，他奋不顾身，因表现突出被部队记功 。

社会公益典范 ：他三次进行大额捐款，分别支援了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遭受洪灾的辽阳地区以及河南小学 ；同时，他热心教育事业，担任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辅导学生超过700名 。

日常助人行为 ：雷锋的奉献精神体现在日常生活点滴中，例如雨夜护送带小孩的妇女回家、帮助烈属张大娘等事迹 ，在抚顺民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口碑传播，为后续大规模学习活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2，雷锋的思想记录与精神升华

深度解析 ：抚顺时期是雷锋思想理论产出最集中的阶段，其日记不仅记录了行为，更系统阐发了行为背后的价值追求，完成了从自发助人到自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升华。

思想成熟标志 ：在抚顺期间，雷锋写下了大量日记，在他公开发表的140余篇日记中，有120篇完成于抚顺 ，占据了其思想记录的绝大部分。

核心名言实践 ：他著名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等思想，正是在抚顺的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凝练而成，反映了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终形成 。

政治身份认同 ：抚顺为雷锋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实践平台。他于1961年7月当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一身份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强化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 。

（二） “雷锋精神发祥地”论断的提出与多层级的官方确认

“雷锋精神发祥地”的身份确认是一个从地方自发追认到中央权威肯定的历时性建构过程。抚顺市作为最早的行动者，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为这一身份的合法性提供了初始动力和持续证据，并最终获得省级和国家级的逐级确认。

1，抚顺市层面的最早提出与持续建构

深度解析 ：抚顺在雷锋牺牲后迅速行动，通过文件、场馆、政策和常态化活动，将发祥地的身份从情感认同固化为制度性事实，掌握了定义自身与雷锋关系的初始话语权。

最早官方文件 ：1962年10月23日，共青团抚顺市委发出了《关于组织全市广大青少年参观雷锋烈士展览室，开展好阶级教育的重要通知》 ，这是全国第一份由地方发布的学雷锋文件 ，标志着学雷锋活动在抚顺的正式开端。

市委正式决定 ：1963年3月11日，抚顺市委作出深入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 ，将学习活动提升到全市层面。

核心纪念设施建设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于1964年奠基，1965年8月15日正式落成开馆 ，成为全国最早建立的雷锋纪念馆，为雷锋精神的物质载体和核心记忆场提供了空间保障。截至2022年，该馆已累计接待观众超过7000万人次 。

常态化制度构建 ：进入21世纪，抚顺持续强化其“雷锋城”身份。2006年起，启动面向全体市民的“百姓雷锋”年度评选 ，截至2026年初，已评选出195名个人和65个优秀团队 。2011年，抚顺市成立建设雷锋城工作领导小组 ，并制定《关于开展“人人学雷锋、建设雷锋城”活动的意见》等文件 ，将学雷锋工作纳入城市发展战略。

2，国家级层面的权威认同与符号升华

深度解析 ：国家级权威机构的命名、领导人的视察讲话，国家权威媒体的官方评论以及纳入党的精神谱系，最终完成了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符号升华，使其从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国家意志。

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领导文章：

1990年3月，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为抚顺市委编撰出版的《雷锋精神永恒》一书撰写序言。序言写到：“由雷锋同志的第一故乡——长沙市，雷锋同志的第二故乡、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市，联合发起的有21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代表参加的“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研讨会”于2月下旬，在辽宁省抚顺市胜利召开，这是学雷锋活动的科学总结和理论研讨的盛会。本来准备参加会议，但临时有紧急公务，不得不放弃此行。失去这样一次机会，是一件憾事。好在参加会议的同志，把情况向我作了介绍，会议交流的经验、论文，我也基本上都看了。现在抚顺、长沙的同志想把会议成果汇编成册，并邀我写个序，我想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便欣然接受，说上几句话。”

徐惟诚在序言中明确表述“雷锋同志的第二故乡、雷锋精神的发祥地——抚顺市”，这一举动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不仅是个人对事实的陈述，更是国家级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对“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这一地位的首次官方权威认定。

第一，政治定调：从“地方叙事”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1990年之前，虽然抚顺民间和地方政府一直宣传自己是雷锋的第二故乡和学雷锋活动的活跃地，但“发祥地”这一概念更多停留在地方性知识或民间认知层面。

权威背书：徐惟诚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是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他的序言代表了中央宣传部门的态度。通过“第二故乡、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这一并列定语，他在国家层面正式确立了抚顺在雷锋精神版图中的核心地位。

符号升华：这一认定将抚顺从一个普通的工业城市，升华为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圣地”。它标志着“抚顺=雷锋精神发祥地”不再是一个可讨论的学术观点，而成为了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国家定性。

第二，历史逻辑：厘清雷锋精神形成的时空坐标

徐惟诚的论述精准地把握了雷锋精神形成的历史逻辑，即“出生地在湖南，精神形成在辽宁”。

成长的完成时：雷锋在抚顺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成熟的两年多时光（1960-1962）。他在抚顺入伍、入党、当选人大代表，并在此写下了绝大部分日记，形成了完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最终在此牺牲。

精神的策源地：序言中提到该认定是基于“全国部分大中城市学雷锋研讨会”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央认可抚顺不仅是雷锋生前战斗的地方，更是学雷锋活动最早兴起、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策源地。徐惟诚的定性，从理论上厘清了雷锋精神“从哪里来”的问题——它诞生于抚顺这片热土的实践之中。

第三，时代背景：1990年代初的思想引领与价值重塑

1990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思潮多元涌动，关于“雷锋精神是否过时”的讨论在社会上时有发生。

回应时代之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宣部领导亲自撰文并高调肯定抚顺的地位，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它向全社会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需要更加高举。

确立标杆：通过树立抚顺这个“发祥地”的典型，中央为全国各地的学雷锋活动提供了一个可参照、可复制的实体样板。抚顺随后被确立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的“高地”，其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这与1990年的这次官方定调密不可分。

第四. 长远影响：构建完整的雷锋精神纪念体系

徐惟诚的这篇序言，为后续一系列国家级荣誉和政策倾斜奠定了法理和舆论基础。

场馆与基地的建设：在此之后，抚顺雷锋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城市品牌的确立：抚顺因此获得了“雷锋城”的独特城市名片，使得“学雷锋”从一种道德倡导转化为城市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安排（如“百姓雷锋”评选持续至今）。

徐惟诚1990年的序言，看似是一本书的推介文字，实则是党和国家对雷锋精神地理坐标和精神源头的一次“官方确权”。

他用“发祥地”三个字，完成了抚顺城市身份的根本性转变：从雷锋生前工作的普通一站，跃升为中华民族精神高地的重要一极。这一认定不仅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更开启了抚顺作为全国学雷锋活动大本营的新篇章，使其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地方与国家、个体信仰与民族精神的关键枢纽。

党的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为发表党的主要领导视察抚顺雷锋纪念馆讲话的评论：

1991年第6期《求是》发表评论《学习雷锋，重要的是要抓住实质》。评论指出：“本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去年10月在雷锋精神发源地抚顺接见人民解放军“雷锋团”时的讲话。这篇讲话言简意赅，对深入开展学习雷锋的群众性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求是》杂志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是党的理论阵地和意识形态的风向标。1991年第6期发表的评论文章《学习雷锋，重要的是要抓住实质》，在阐述江泽民同志讲话时，明确使用“雷锋精神发源地”这一称谓来指代抚顺，这在雷锋精神的历史定位中具有里程碑式的确权意义。

如果说徐惟诚1990年的序言是宣传部门层面的“首次认定”，那么《求是》杂志1991年的这篇评论，则标志着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源地”的地位正式进入党的最高理论视野，完成了从“行政认定”到“理论定性”的终极升华。

第一，理论确权：赋予“发源地”地位最高的政治合法性

最高刊物的背书：《求是》不同于一般的新闻媒体报道，它代表党中央的声音，具有最高的理论权威性。在党刊评论中直接使用“雷锋精神发源地”这一概念，意味着这一表述已经经过了中央高层的审核与认可，成为了不可动摇的政治结论。

概念的固化：在此之前，关于雷锋精神的诞生地可能存在“出生地（长沙）”与“成长地/牺牲地（抚顺）”的模糊争论。《求是》的定调，从理论高度厘清了逻辑：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抚顺作为雷锋世界观成熟、事迹集中爆发、精神最终成型的地点，被无可争议地确立为“发源地”。这从法理和理论上终结了任何可能的歧义。

第二，领袖意志的载体：将领导人视察上升为国家战略

讲话的载体化：江泽民同志1990年10月视察抚顺并发表重要讲话，本身具有极高的规格。但领导人的讲话若仅停留在新闻层面，其影响力可能随时间递减。《求是》通过发表评论文章，将江泽民的讲话内容转化为指导全国学雷锋活动的纲领性文件。

地点的绑定：评论特意强调讲话是在“雷锋精神发源地抚顺”发表的，这种修辞手法巧妙地将领袖的权威与地点的神圣性进行了深度绑定。它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递了一个信号：要在新时代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就必须回到“发源地”去汲取精神养分，必须遵循在“发源地”提出的指导原则。

第三，历史逻辑的深化：从“第二故乡”到“精神源头”的跨越

语义的升级：徐惟诚之前的表述是“第二故乡、发祥地”，侧重于情感归属和活动起源；而《求是》直接使用“发源地”，语义更加纯粹、有力，直指精神的本源。

实践论的体现：这一称呼的确立，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它强调了雷锋精神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在抚顺这片工业热土上，通过雷锋具体的参军、工作、助人等社会实践“生长”出来的。确立抚顺为“发源地”，就是确立了实践出真知、平凡见伟大的价值导向，为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提供了最生动的教材和最坚实的逻辑起点。

第四，现实指导作用：确立全国学雷锋活动的“坐标原点”

风向标作用：1991年正值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改革攻坚的关键期，社会思想活跃但也存在迷茫。《求是》此时重提“发源地”，意在正本清源。它告诉全社会，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雷锋精神的“根”在抚顺，其核心实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变。

示范效应：通过将抚顺定义为“发源地”，中央实际上将抚顺树立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总样板。此后，全国各地开展学雷锋活动，往往都要参考抚顺的经验，甚至要到抚顺“寻根溯源”。这使得抚顺从一个地方城市，变成了全国道德建设的“麦加”。

第五，长远影响：构建“三位一体”的权威认证链条

结合前文徐惟诚的序言和后续的领导人题词，《求是》的这篇评论补齐了关键一环，形成了完整的权威认证链条：

1.宣传部门认定（徐惟诚，1990）：提出概念，初步定调。

2.党的理论刊物确认（《求是》，1991）：理论升华，最高背书（即本次事件）。

3.最高领导人实地印证（江泽民视察及后续几代领导人关注）：实践检验，薪火相传。

《求是》杂志称抚顺为“雷锋精神发源地”，其核心意义在于完成了雷锋精神地理坐标的“国家法理化”。它不再是一个地方的自誉，也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推广，而是写入党的理论文献、载入党史国史的铁律。

这一举动彻底确立了抚顺在中国精神版图中的独特地位：抚顺不仅是雷锋生活过的地方，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雷锋精神”这一重要支脉的诞生之源。从此，“到抚顺去，回发源地去”成为了全国学雷锋活动的一种精神仪式和政治自觉。

国家级基地命名 ：

1997年，抚顺雷锋纪念馆被中宣部命名为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11年又被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获得国家级平台的权威认定。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察与讲话构成了最具影响力的权威确认：

1990年10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并亲笔题写馆名，体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领导人对抚顺地位的延续性认可。

进入新时代，这一确认达到新的高度。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强调“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此次视察及讲话，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亲临抚顺雷锋纪念地并明确表态，标志着国家级层面对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正式且最高规格的确认。

在随后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中，特别指出：“28日上午，正在辽宁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乘车前往抚顺市。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也是雷锋精神的发祥地。习近平向雷锋墓敬献花篮并参观雷锋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记录着雷锋不平凡的短暂一生。”肯定“抚顺是雷锋精神发祥地” 。这一权威报道为抚顺的发祥地地位提供了高级别的政治确认。

我们将1990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抚顺与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访雷锋纪念馆这两个历史瞬间并置，当中央权威媒体反复强调“抚顺是雷锋精神发祥地”时，一条贯穿三十年的内在逻辑链条清晰浮现：这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传承的庄严宣示，是民族价值坐标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定锚定。

第一，内在逻辑：从“理论确权”到“价值升华”的闭环

两次领导视察与媒体报道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共同构建了抚顺地位确立的完整闭环。,

1990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并题词，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思潮涌动的背景下，通过《求是》杂志的理论定调，为雷锋精神确立了“发源地”的地理坐标，回答了“精神从何而来”的问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并由央视新闻重申“发祥地”地位，则是在民族复兴关键期，通过“第二故乡”的情感表述，赋予了雷锋精神“薪火相传”的时代内涵，回答了“精神向何而去”的问题。前者是“寻根”，后者是“铸魂”，二者跨越时空，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完美呼应。

第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江泽民时期的《求是》评论，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论证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源地”的理论合法性——即精神在抚顺的实践中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时期的央视报道，则侧重于从“立德树人”的实践需求出发，强调抚顺作为“发祥地”的示范价值——即精神在抚顺的传承中升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历史依据，后者为前者注入了实践活力，共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第三，符号与价值的共生

两次媒体表述都反复使用“发祥地”这一核心符号，但其背后的价值指向不断深化。从1991年的“抓住实质”到2018年的“永恒丰碑”，“发祥地”已不再仅仅是雷锋事迹的发生地，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象征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孕育地。这种符号与价值的共生，使抚顺的地位超越了城市范畴，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图腾。

中央权威媒体的反复确认，对抚顺而言，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城市定位蜕变与精神能量重塑。

历史定位的“终极认证”：

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背书”，为抚顺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历史话语权。它使“雷锋城”不再仅仅是地方的自我期许，而是国家叙事中的正式身份。这种认证，让抚顺在挖掘红色资源、建设精神高地时，拥有了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广阔的平台。

转型发展的“精神引擎”：

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关键期，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地位为抚顺注入了强大的“软实力”。正如抚顺首届雷锋文化节所展现的，这种精神资源正在转化为文化IP、旅游品牌乃至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煤都”到“雷锋城”，抚顺的城市形象完成了从“黑色”到“红色”的华丽转身，为东北振兴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动力。

社会风尚的“永恒滋养”：

更重要的是，这种确认强化了城市的精神内核。在抚顺，“人人学雷锋、人人做雷锋”已从口号变为常态。无论是勇救落水群众的金城龙，还是常年坚守岗位的“百姓雷锋”，他们的善行义举，都是“发祥地”精神滋养的生动体现。抚顺因此成为了一座“活着的雷锋博物馆”，在这里，雷锋精神不是陈列在展柜里的文物，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的暖流。

纳入精神谱系 ：雷锋精神被正式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标志着其对党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得到了最高层面的肯定，抚顺作为其发祥地的历史地位也随之被永久载入党史。

三、研究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多重意义

对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研究，揭示了其从保存历史记忆的“精神原乡”向驱动当代社会发展与地方转型的“文化引擎”的深刻价值演进。

（一）历史价值与精神传承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的发祥地，其首要意义在于构建并守护了一个真实、权威的“红色基因库”，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理空间与历史见证。

历史真实性保障 ：抚顺保存了雷锋生命最后两年零四个月也是最光辉岁月的历史现场 ，包括他工作、生活和牺牲的具体地点。这种原真性构成了精神传承的基石，使得抚顺雷锋纪念馆成为集爱国主义教育、雷锋精神研究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纪念馆 ，自1965年开馆以来，已累计接待观众超7500万人次 ，发挥了“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 的核心功能。

精神谱系的重要节点 ：雷锋精神已被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而抚顺作为其发祥地，自然成为这一谱系中的关键地理与精神坐标。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视察抚顺雷锋纪念馆时明确指出“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这一权威论断将抚顺的历史地位提升到国家层面，使其成为传承红色血脉、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一环 。

青少年教育的活教材 ：抚顺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将雷锋精神的传承系统化、常态化。通过打造精品展陈 、开展“大思政课” 、举办红色研学活动 等方式，抚顺将雷锋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转化为青少年易于接受的生动教材，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有效发挥了立德树人的关键作用。

（二）对抚顺地方文化建设的价值与量化成效

“雷锋精神发祥地”已成为抚顺最核心的文化品牌与战略资源，通过系统性的文化建构与产业融合，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并取得了显著的量化成效。

1，城市品牌塑造与红色旅游经济效益

抚顺将雷锋精神深度整合进城市发展战略，成功塑造了独一无二的“雷锋城”文化IP，并以此为引擎，驱动了红色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城市品牌形象 ：抚顺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符号化建设，如遍布城区的雷锋塑像、以雷锋命名的道路、学校、社区等 ，将雷锋精神深度融入城市肌理，形成了全国最集中、最丰富的雷锋文化资源 ，使“雷锋城”成为抚顺最具辨识度的城市名片 。

红色旅游发展 ：抚顺市雷锋纪念馆作为核心吸引物，其巨大的客流量直接带动了地方旅游经济。截至2026年，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已近7600万人次 ，仅近五年就接待440万人次。在此基础上，抚顺市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出“雷锋精神锻造历程之旅”等红色旅游线路，并举办雷锋文化节 等文旅活动。2023年，抚顺市全年接待游客1555.37万人次，同比增长49.69%，旅游收入实现显著增长 。

2，志愿服务制度化与基层治理创新

雷锋精神在抚顺已从零散的个人善行，发展为制度化、品牌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与民生福祉。

志愿服务体系 ：抚顺构建了覆盖城乡的志愿服务网络，拥有注册志愿者25.2万人 ，志愿服务组织超过1700支 。这些组织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补充。

“雷锋代办站”模式 ：起源于雷锋社区 的“雷锋代办站”模式，是雷锋精神融入基层治理的典范。该模式为社区居民无偿提供家政、代办、帮办等3大类17个服务事项 ，并在全市推广，目前已规范化设立1095个 ，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9.6万余件 ，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进典型 。

“百姓雷锋”评选 ：自2006年起，抚顺市面向全体市民开展“百姓雷锋”年度评选 ，截至2026年3月，已有195位市民和65个团队获此殊荣 。这一活动发掘了大量来自群众身边的道德榜样，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有效激发了市民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3，文化软实力提升与城市转型动力

“雷锋精神发祥地”这一文化身份显著提升了抚顺的城市影响力与内部凝聚力，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城市软实力提升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独特地位，使其获得了持续的国家级媒体关注 和省级政策支持，例如辽宁省将“雷锋精神发祥地”作为“六地”红色文化之一进行宣传，这极大地提升了抚顺的城市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助力城市转型 ：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期的抚顺而言 ，雷锋精神所蕴含的敬业、创新、奋斗品质，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通过开展“岗位学雷锋” 等活动，激励全市干部职工在各自岗位上担当作为，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思想保障，成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精神引擎 。

四、结论与启示：从历史记忆到时代引擎的价值演进

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地位，是由历史事实、官方确认与社会实践共同铸就的。首先，雷锋在抚顺的关键岁月是其精神世界系统化成熟的核心阶段，其间的模范事迹与思想记录构成了发祥地的历史基石。其次，这一地位的确立是一个从地方到中央的逐级确认过程：抚顺市通过早期纪念活动与设施建设掌握了初始话语权；辽宁省将其提升为省级红色文化战略；最终，国家级权威机构的命名与最高领导人的视察肯定，特别是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完成了其身份的权威认证与符号升华。最终，抚顺通过持续的城市文化实践，将雷锋精神深度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使其发祥地身份从纪念性的历史符号，演变为一个活态的、持续发展的文化记忆场域。

研究揭示了抚顺作为雷锋精神发祥地的价值已超越单纯的历史纪念，展现出多维度的当代意义。在历史层面，它作为“红色基因库”，确保了精神传承的原真性与权威性。在社会层面，雷锋精神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地方层面，“雷锋城”已成为抚顺最核心的文化品牌，通过塑造独特的城市IP、驱动红色旅游发展、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为这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动能，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

作者简介：

翟元斌：抚顺市雷锋精神研究所创始所长、《雷锋》杂志主要创办人之一、央视融媒网跟着庄仕华学雷锋栏目中心主编

徐   明：硕士研究生。现任抚顺市雷锋纪念馆雷锋精神研究部部长，副研究馆员。在雷锋精神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力，在国家级、省级期刊、报刊上发表文章40余篇，撰写论文多次获奖；参与撰写雷锋精神研究专著10余部；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4项，参与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2项、市级课题4项；参加国家、省、市级理论研讨会10余次。曾荣获抚顺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先进个人”等称号。

编辑：蒋国辉

主编：曹道伟

审核：刘兴伦

值班：任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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