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元斌 | 雷锋的成长与雷锋精神的形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序列

翟元斌

近日读到一篇题为《雷锋精神形成的逻辑脉络》的网文，虽搬出“逻辑”的大旗，实则全然罔顾逻辑。雷锋的个人成长与雷锋精神的形成，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前者指向个体的成长阶段，后者则是群体意识从认同、凝聚到发展的过程，其起点只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并由此开启全国性学雷锋活动之时。

一、要准确切分“历史真实人物”与“文化政治符号”之间的界限

雷锋的成长与雷锋精神的形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维度的序列：一个是个体生命史，一个是集体记忆与意识形态建构史。

1. 序列一：雷锋的成长（个体生命史）

这是一个线性的、生物学与社会学交织的过程，具有不可逆的时间属性。

苦难童年与阶级觉醒： 雷锋（雷正兴）的出生、亲人的惨死，这是他个人仇恨旧社会、感恩新社会的心理原点。这是纯粹的个人经历。

职业生涯的积累： 当农民、当工人（在鞍钢）、当公务员（在县委）、当士兵。他在每个岗位上的表现（如“螺丝钉精神”、“节约箱”），最初是基于个人的感恩心态和朴素的职业道德，而后获得信仰的升华。

思想日记的写作： 雷锋写日记是为了自省与自我鞭策，以及向组织汇报思想。此时，这些文字仅是个人的思想记录，尚未成为全社会的道德律令。

结论： 在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之前，他只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和“模范团员”，他的行为逻辑是个体的、自发的、基于朴素情感的。

2. 序列二：雷锋精神的形成（符号化与社会化过程）

这是一个非线性的、政治动员与文化建构的过程，而且只能且必须以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为绝对起点。

政治契机与提炼： 雷锋牺牲后，首先是军队内部的宣传。毛主席的题词是一个关键的“赋权”时刻。这一题词将一个普通士兵的行为，瞬间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标准。

从“个体”到“客体”的转化：

在题词之前，雷锋是主体（他在做好事）；

在题词之后，雷锋变成了客体（被学习的对象）。

此时，“雷锋精神”开始剥离雷锋作为“人”的复杂性（比如他也爱穿皮夹克、也有年轻人的情感），被抽象为一套“利他、奉献、忠诚、敬业”的符号系统。

群体性认同的凝聚：

60年代：对抗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艰苦奋斗）。

80-90年代：对抗物欲横流的道德标尺（助人为乐）。

21世纪：志愿服务精神、职业精神的代名词。

这个过程是“建构”的。不同时期的“雷锋精神”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雷锋本人的所有行为，而是根据当时的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重塑”的。

二、雷锋精神的形成只能以毛泽东为雷锋的题词作为起点

原因在于“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须依赖于传播载体和接收主体。

没有题词，就没有“全国性”： 如果没有最高领袖的题词和随后《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铺天盖地报道，雷锋可能只会像刘胡兰、董存瑞一样，作为一个著名的烈士存在于军队和地方史志中，而不会成为一个全民参与的、长达60多年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行为”到“主义”的质变： 一个人做好事叫“善行”，全社会被号召去做好事才叫“精神”。题词开启了“学雷锋活动”这一制度性安排，使得雷锋精神从个人的道德闪光，变成了国家的道德基础设施。

去人格化与再人格化： 题词之后，真实的雷锋（有血有肉的人）逐渐隐退，符号化的雷锋（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走上前台。人们学习的不再是“雷正兴”这个具体的人，而是经过政治和文化过滤后的“雷锋精神”。

揭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典型的“英雄制造机制”：

1.底层逻辑： 个体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优秀实践（雷锋的成长）。

2.上层建筑： 党和国家通过政治符号的生产与分发，将个体实践上升为国家伦理（雷锋精神的形成）。

将两者区分开来看，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

作为个体的雷锋： 是真实的、感人的，其成长有时代的烙印和个人的局限性。

作为精神的雷锋： 是崇高的、被建构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重要载体。

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实”，后者是“名”。

这个切分，对于研究中国道德教育史和政治宣传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雷锋的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的群体认同之间的联系

尽管雷锋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群体认同是两个不同序列的问题，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基础与发展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方面。

首先，雷锋个体成长是雷锋精神群体认同的基础。没有雷锋个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发展，就没有雷锋精神的形成；没有雷锋在各个岗位上的出色表现和感人事迹，就没有雷锋精神的传播基础。雷锋的个人品质和行为表现是雷锋精神的源头活水，为雷锋精神的群体认同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内容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的个人成长是雷锋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

其次，雷锋精神群体认同是雷锋个体成长的社会延伸和价值升华。雷锋的个人成长历程通过媒体报道、社会宣传等途径，转化为社会共识和群体认同，使雷锋的个人品质和精神价值得到了社会层面的认可和弘扬。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制和传播，而是对雷锋个人品质的提炼、升华和系统化，使其具有了普遍性和持久性。雷锋精神群体认同使雷锋的个人成长超越了个体局限，成为社会精神财富。

再次，雷锋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群体认同体现了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雷锋的个人成长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同时，雷锋的个人成长又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这种个体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也反映了雷锋精神的深刻社会意义。

四、科学把握雷锋的成长历程与雷锋精神的形成过程二者的区别与内在联系，是当前雷锋研究领域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议题

雷锋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雷锋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雷锋个体生平和思想发展的研究；二是对雷锋精神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研究。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往往被混为一谈，缺乏对二者本质区别的清晰认识。实际上，雷锋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群体认同是两个不同序列的问题：前者关注的是雷锋个人从出生到牺牲的成长历程，属于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范畴；后者关注的是雷锋精神如何从个体行为转变为社会共识，属于社会文化传播和群体认同形成范畴。

当前，雷锋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如何清晰区分这两个不同序列的问题，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雷锋研究的理论深度，也关系到如何更有效地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实践路径。从理论层面看，区分个体成长与群体认同有助于避免将雷锋个人经历与雷锋精神社会影响简单等同，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雷锋精神的本质特征；从实践层面看，这种区分有助于根据不同序列问题的特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传承和弘扬策略。

同时，雷锋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群体认同共同构成了雷锋研究的完整图景。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雷锋和雷锋精神；才能既把握雷锋的个人特质，又理解雷锋精神的社会意义；既看到历史事实，又把握时代价值。这种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雷锋研究的本质和特点，为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提供理论指导。

总之，雷锋个体成长与雷锋精神群体认同是两个不同序列但又密切联系的问题。明确区分这两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雷锋研究的本质和特点；同时，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雷锋和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这种区分与联系的辩证统一，是雷锋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我们深入理解雷锋精神的关键所在。

编辑：蒋国辉

主编：曹道伟

审核：刘兴伦

值班：任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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